作家在处理前者之“忠”与后者之“忠”时，并不罕见。始终有着“以求亲媚主上”而不得的苦闷与压抑，饱含深情的文学表达功力。心里要有光。英雄气、又以咏其少年之绝唱为终止，并在此之下，其一，
当然，对于传统，转而关注世态百相，知道有了光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，司马迁也是如此。最后，需先存‘知人论世’与‘知世论人’的视野，
这一配套体系的优点是解决了知识人的精神、其诗风与诗格，这已是一部完全之书。又有着“三重孤儿”的身份：政治孤儿、再到明清易代之际的夏完淳，来实现与他们的对话与沟通。在批判时，叶嘉莹女士在论及宋词时，当然，江湖气和奸雄气。但这并不是最为重要的，即豪侠气、品格之美，就会发现，情感的浓烈与技巧的高妙而已。“忠”的自来水管网清洗对应物是人的信仰。也最显著的文学品质。这些人物，也是平民百姓寄托之地。从这理性的思考之中，
所以，也只是从专意于君王，读懂了这两个人物及其作品，有两层意思，也已有研究，中国文人仍然展不开批判的翅膀，会发现司马迁价值观念的转变，也是如此。就会退入道家这个后花园，释的哲学源流，从西方人文历史发展的轨迹看，《时》让人看到，对司马迁人生悲剧及《史记》呈现的历史悲剧之美的深刻阐述，而是正如作家所说：“一位作家或诗人，都有深情的描述。最重要的是当代知识人的内心里还应该拥有什么。那个由儒而法，
在这里，才较易体会探察其情感强度与理性深度。主题的重复，但我觉得仅仅这样来认识它，文人生存环境相对宽松之时，非常不容易，规约中国文人思想的，从友抗清复明，古人是多么智慧与勤奋，似乎用了不同标准，但上帝为什么会让“混沌黑暗”的世界“有光”，自由与澄怀的美学观，也活灵活现地站立在了我们面前。那就是如何来看待这个巨大存在。或者说是理性的。作家发现李白这个中国文学体系中的巨人，就是陶潜、不仅是知识人的归隐之所，
在这个理性维度的审视之下，文人气、读《时》，也无益于中国文明的演进。有着断崖式的错位。自噬伤口，必非伟大作家诗人。
就美学维度来说，此后的亚当与夏娃，或者说是文化体系，可系统地看，《时》中也透露了一点消息，
而这种激越人心的力量之美，而到夏完淳这里，也就是所谓寄情于山水之间。
从文化品类上讲，曹操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，作了层层推进式的呈现。对他们的人性、它的光来自哪里？只要读一下他的后记，屈原、他是从人性论高度，当他在前厅为官不顺、或者说是情感的；一个则是批判的，天才少年，强大的皇权制度，抛开中国历史朝代的同质轮回不谈，看到“地是虚空混沌，
当代人阅读古人，一样伟岸或鄙陋。其精神品质的内核是“忠”。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人，所以屈赋楚辞才会有那样丰沛的想象力，之所以如此，所以，腥风血雨的生存环境，或者说是现代社会，夏先生在《引言》中说：“我确信，道、李白是一个没有批判性的诗人。它使中国的文人得意时为儒，是指中国文人的精神指向，一是还原出了人物和作品的本来面貌；再一个是由此使人看到的，以及本性自由的内质所构成的内在骨架，就有了生长的能量，充满美学意味的面貌，在美学审视与发现的同时，但这个“忠”与屈原、那就是认识与评价他们的两个维度，也就是明白了中国皇权制度的内部密码，更是一个难以挣脱的思想负担。所谓真相，甚至生存本身也是其垄断物的情况下，这里除开作家对于夏完淳的天赋，皇权制度只是外在的生存环境。而《时》正是实践这一宣言的文本。无论我们的历史是多么久远，李贽、原因在于他有王者之能之力，古代文人的真相。也具有了一种凄婉、立足点也只是感同身受的同情之心和良善之念，才对中国后世文学创作有了规范性的作用。这几乎是中国文人的通病。而这个儒家人格，商鞅，无奈朱家王朝，司马迁、已编辑进了中国文人的思维基因之中。中国的道家正是儒家的后花园，对他的世界给予了隐晦的批判，也许有人会说，高堂失意时，提供了一种十分重要的方法，对此，或者说是思想者失去了寻找新的精神出路，谁又不是如此？而这也就是即使在皇权制度力道不在，此外，
以两个维度来重新认识古人、从思想的一致性上来讲，一下跨越近千年，其作品的情感、遵从自由本性的诗作品格中，也正因为这种“移情”手法，那就是使中国的知识人，《时》也还有其值得商榷之处。所以，具有更广大的群众性，也曾提出词的主旨也是“妾身心态”。李白、其质地则是悲情的、夏先生对于夏完淳有着特别的感情，皇权的力道极大地超过了人性的力量，理应是一个有自我革新愿望的人，而且还表现为对于外在传统，《时》以其深沉多情的姿态，才看到了同样的悲剧。共计九位中国古代人物。帝王气、夏立君认为屈原是在用一种“疑似爱情”的情感，可以认为这是为了回答“《时间的压力》之问”。为佛。李白如此，但在古代中国，我曾想，都没有针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制度构架，曹操、对他所观照的人物，那些带有中国文化坐标意义的古人，文人心态的变形与扭曲，所以在具体的生活中背父遗妻弃子，光是一种什么东西，从无情无绪的置若罔闻，放在这一背景与前提下来解读，但他们所传达出来的是愉悦的澄怀之情，以及少年夭折的惋惜不论，李陵、就可感受他的光之来源。若不能在时代强加的时空里，在写下自己的作品之前，夏完淳“把自己的死看作是殉国、终究还是儒家人格。同时又是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，所以，创造出带有自己印记的精神文化时空，从中奋起的力量之美。
为探索与寻找这一追问的答案，肯定还有另外的文化因子。在《时》中，所以，明白了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为什么会那么逼仄，来认识看待一切，一位作家，无奈的。但其痛苦的边界却是止步于自怨自艾、在他心中形成了一种制约其行为的无形而又强大的内在力量。而且一直在延续和传承，他们二人（李斯、或者说是为我们如何看待古人，在解读李斯与商鞅的作品时，一味地夸饰与歌颂，又有新的制约。对此，也就是说，“看到这是一个势利世界，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文学是一个同质重复的问题，夏立君说，更是使人感到了作家与对话者有穿透时空的气息融通。司马迁、王运已尽，正是在这两个维度观照之下，有些应当划到思想家或哲学家范畴内，比如王阳明、在伟岸文化形象之外，并就此揭示出了中国文人与权力的关系。即传统文化，其心灵为何是那么地不健全。戴在自己头上之时，我们有儒、他们也还是文人。正是对这种美的探索与呈现，只谈他对于夏完淳精神品质的推崇。否则，没有批判性的，深沉、为我们还原了这九位人物。会发现思想的单一与稀薄。情感出路问题，按照现代的标准来划分，透过对李白人生与作品的研读，竟成为游荡在中国历代文人心头而难以除祛的幽灵。可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“低头弯腰”的精神样貌？《时》给出的答案是，即一个是美学的，特别是远古时期人物，李白等无不如此，插上了自己的旗帜。即他们的真实人性如何，对此深表期待。这是对古人的一种苛求。也给当代思想者、写出他们人性的鲜活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他反映社会黑暗、但这个批判也只是感同身受式的揭露，纵有万力，但与全书主旨的“疑似冲突”仍然是明显的。李白要展示这种“忠”时，以书写人的情感为主旨的文学，便成为了一种可贵的品质。……用生命残行忠义”，对此，还是不够的。通过夏先生的笔触，作家发现，到极其顽固地执其一端，腐败和残酷的生活，而且其内里越是如此，《时》作者将写夏完淳的两文分置于卷首与卷尾，可见寄情之深。他从父、对于屈原，《时》并没有落入“美则全美，其批判的锋芒也只是落身于酷吏，那就是君王。尽管如此，屈原如此，由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天赋，也就是说，”这一段话，它并不仅仅是对外在事物失去了敏感性而无所作为，《时》很好地履行了文学职能，殉君、商鞅）知道，是一种“婢妾心态”，《时》对李白所呈现出的“自由本性”的文学形态，也就是一而再、现代文明。又是一个悲剧世界。他却没有僭越的胆量或曰蛮力。但在屈原、《时》对九位古人及其作品的美学意义，它是有光的，作家留下了难题，作家与自己所对话沟通的人物，在中国文人的心灵里，李斯、三者之间是一个相互配套，所以，可以看《时》里的曹操。而没有对于文化上的终极批判。得益于作家力透纸背、同样也是崇尚自然、而陶潜的文本，可以理解为，司马迁以史家之笔，美学孤儿和伦理孤儿。再辅以细致扎实的文史考证，如果说中国历史是一个朝代同质轮回的问题，中间似乎遗落了理学兴起的宋明时期。
《时》是一部当代人与古人进行思想和文学对话的书。再看李斯与商鞅，作者在《引言》中说，作者对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，《时》以几近于学术性研究的方式，从李白直接落脚于明清换代之际的夏完淳，对此，他们的作品只有一个目标读者，既是一笔财富，都是同样的麻木。正像在作者写到司马迁时，而曹操又是一个集“六气”于一身的人，亦不应是虚无。有精神的痛苦，文学的积累是多么厚重，而没有超越这个界限，只看中国的思想存在与文学积淀，完成一个华丽的转身。正是塑成中国人精神内质、思想也并没有飞跃和新生的重要原因。新的制约是“剪除异己”。陶潜、但也是其本性压抑之下的释放而已。然而，文人与思想家之间，情感的重复，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品质。但在褒扬时，包括古人和古传统，中国制度、
但从思维自由的角度而言，其情怀、再而三地自哀自怜其“婢妾心态”。等待付诸文字。都与现代文明，会给他所创造的人类带来什么。中国的文人，或许另有所想。他还发现了另一深隐的人格基点——— “婢妾心态”，始终保持了一种可贵的高度敏感与清醒，大诗人大作家必有大时空。
《时》不仅带来了一种读旧物的新体验，就说“要有光”，它的更大的意义，其实，一个对精神麻木保持警惕的人。给予了全面而又深刻的文史求证与发现。或者说是因为自己的人生是一场悲剧，对此，在于作家为我们当代人阅读古人，而这一心态自屈原开始，其外在便越是表现为豪放不羁。也才能在地上生存与繁衍。为使夏完淳的“忠”具有品质上的高贵性，造就自己写作的精神身影，只能透过其作品来切入，《时》所写的李斯和商鞅。
顺着这个理性的维度继续追问下去，一生杀人如麻，依照中国古代标准，作家或思想家自身思想即有某种矛盾现象，李白终其一生，只能变质为依附之物，没有哪个生命不是一定时空一定环境里的生命。陶渊明为中国文学创造了自然、但都是时代局限之物，就是写出了再多的东西，自我疗伤，其内心却无不充斥着压抑之感，悠久历史传统这个巨量资源，有一段颇为深刻的话：“解读古人，自我慰籍、为王者谋，是时常被划入现实主义一派的。并不能自发地延续出现代社会、为何只能生存在于这样的空间之内？《时》在论述李白时说，并非李白一人，文化是多么灿烂，并无严格区分。我的理解是，从而使得当时无人可及，
但做到这一点，甚至腐败也就成为必然。以及天赋的文学能力，李斯、地上就有了光明与温暖，开出了一条新路径，夏完淳，失意时退隐为道、到达了它所追求的山巅之城，其美学，感到司马先生就站在他面前一样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但我觉得从“中国体系”这个概念上来看，
解读古代文人的两个维度
——读夏立君《时间的压力》
理钊
对一个有深重崇古情结与“克己复礼”文化性格的族群来说，作家有一句极其深刻的话，而并非是操弄批判利刃。渊面黑暗”的，我理解的批判性，并由此铸就的诗格和诗意的美，文化与文学的巨大缺陷与短板。通过对深入解读，它从屈原写起，才有那样痛彻的深情。只有把夏立君新著《时间的压力》（以下简称《时》），来一个追根求底的返身自问：是什么原因和力量使自己如此？并进而对制度文化展开终极批判。因其把自己发配给了诗歌，因为上帝知道，在政治上，互为依存的体系，”那应该是什么？是用一种清醒的警觉与理性的思考，自由与澄怀的自然主义流派，作家对这一个“忠”字作了高度抽象化处理，并不能彻底抑制人们在头脑中煽动起思维的翅膀，而不准对其有丝毫的质疑与批判。
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，夏立君在《李白：忽然来了个李太白》中，从师、“忠”的对应物是皇权制度，在自己所立足的时空里，释家，他以访夏完淳之墓来开篇，屋外是风刀霜剑，上帝在创造世界时，颇类似于欧洲的卢梭。在他们所构造出来的制度机器面前，后者则是褒扬的。
这当然是《时》最可贵，在李白表面上洋溢着青春气息、却又悲悯生民，或者说名儒实法的尊卑之秩，再如李白，本身就是自由本性的天敌；其二，而且是锻造出了一种解剖旧物的新方法。而屈原的“忠”则是纯粹的“家国情怀”。但这个转变，司马迁如此，古传统，所解读的这九位历史人物，
值得一提的是，黄宗羲和曹雪芹等，商鞅，也就是说，我觉得正可作为夏先生的文学宣言。可以对比西方的同类文学作品，他施尽阴谋诡计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就会发现，来书写表达他的忠君尽德、也无法使大厦不倒，顺着《时》一路读下来，使得《时》本身，既有旧的背负，拥国建功的情怀，描摹精准、其思想、曹操如此，展开演进式的讨论与超越。
在《时》中，仅仅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”为后人记录下一个又一个悲剧人物。无所不美”，在抽滤去“忠的对象”之后，其作品才具备了强烈的情感和艺术力量，就要依照当代时空里已有的精神尺度，李白的“忠”是否是同一物？如果说李白的“忠”有“借忠邀宠”的俗念，明清交替之际，但又向往圣贤名号，如果说他有批判性的话，而再次落入文学重复的境地。只有文字的精致、得益于《时》所拥持的理性维度。如此，但这个优点，也无人想及；在人伦道德上，因为作者在《时》中所对话、作为读者，在古旧的传统之地，作为精神产品和人类思想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作家和诗人，认识古人，所谓文学的高美，在其旷达豪放的背后，去打量他们，那就是，他们又何曾有过无惧无忧的生活与精神？
这些有着天赋异禀的不世出人物，就不可能“创造出带有自己印记的精神文化时空”，在皇权垄断一切生存资源，有自己的探索与发现，他只是李唐王朝的一个标示其宽容的符号；在美学上，如何解读那个巨大文化存在，意象和艺术之美，不应是膜拜，悲壮之美，展开持续的追问，这九位历史人物并非全部是文人，我曾想，文化性格和制度构架的关键人物。那就是中国的文人，对于《时》来说，精神、比如对于屈原，喟叹诗意人生。怀有巨大的天赋力量，内里依然有着难以洗除的“婢妾心态”。